春天里的思念
——写给妈妈的歌
马金国

妈在江南小城宜兴郊区的丁山镇任墅水泥厂，买下了一处房子,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年。前年出差，路过丁山，专程去看了看妈的房子,那地方离镇里还有一段路,我下了长途客车，要了部三轮摩托，凄风苦雨，小车行进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，摇摇晃晃，天黑才见到了妈住的那栋楼，孤零零的一栋楼，有人的家里，早已上了灯，而妈的灯是再也不会亮了。前次来探母时，先是电话告知哪天到，妈早已翘首以盼，到得镇上时，定是还要打个电话的，告知她儿已到得家门口了，她会很仔细嘱咐：五里多地呢，坐小三轮进来，别太节省了，给三元就行了，看你是外地人会要你五元的。车到了，付了五元，转身要走，车夫：“你是来看上海人的吧”？（水泥厂的人都这么叫妈）“是的，那是我娘……”我便一下子止不住早已盈眶的泪水点点头，车夫是水泥厂的下岗工人，找了我两元钱。
妈平生节俭却待人厚道，在水泥厂住了两年，人缘是极好的，她患有严重的肺心病，高原来不了，在江南舅舅们家里治病,一治就是十年,后来在这儿买了房子,身边又无子女，给她请保姆，说啥她都不答应，独自一人住在三楼！每天要下楼，走一里多路去打开水，有时还要到五里之外的镇上去办事，这一切对常人来说都是举手之劳，毫不费力就能办的事，对妈来讲要付出几倍于常人的力气！她提着装有两个五磅暖瓶的包，打水走600米的路要歇5、6次，邻居们见了都会接过暖瓶包去，妈总是歉意地向邻里们道谢。邻居中有个叫小康的四川姑娘，也是这江南小镇中的“外来户”和妈特别投缘，对妈也特别照顾，每每下班，总是主动带两瓶水回来，妈戏称她为“丈夫”，可怜的妈妈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极是寂寞的，盼望着小康下班，成了一天中最大的快乐，热情快乐的小康总会给她带来许多消息：你儿子又来信了，你姑娘寄照片和钱来了。妈总会把信分别装订好，有许多句子还被勾红，旁边加了批注“这句话有道理”、“这个字不认识”。
我收存着妈妈遗留下来两个装订好的厚本子，一个是我们三兄妹写给她的信，我粗略地统计过，约有扬扬20万言，那是她居住江南12年的所有精神财富！另一本是她一笔一划非常工整地抄录的日本电视连续剧《阿信》的整个故事65页，也有3万字左右，她特别喜欢阿信，说她自己现在就是老阿信。有事没事她总会拿了出来一遍遍地读，以打发漫长凄苦又充满病痛的风烛残年！妈妈没有多少文化，读过几天私塾，解放后上过学堂，念过三年级，但是她是极爱读书、学习的，遇到文化高的人，就请人家把常用字和词组写下来，一遍遍地读、写，再经常用到写信当中去。从我记事起她就经常给三个舅舅们写信，我上了学，就开始当了妈的“小先生”，我读到初中，她就经常会有字和词组要问：国啊，这个妯娌和连襟是什么关系啊？十三、四岁的孩子哪能搞清那么复杂的关系？可为了不辱没“读书人”的脸面，我告诉妈妈：妯娌是姐妹，连襟是兄弟。对似是而非的答案妈妈有点将信将疑，但还是非常给面子：“哦，是这样。”工作以后经常给妈妈写信，她保证是每信必复，不过她的信只有我们兄妹才能完全读懂，诸如：麦（袜）子要勤洗常调（换），寸三领头（衬衫领子）要打（洗）清爽。这种方言加别字的语句只能在家庭成员中交流，不过也从来没有造成过理解上的障碍，因为那些文字里满含着妈妈的爱！孩子们怎么会读不懂呢。如今兄妹们聚在一起谈论起妈妈的信来，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其中也会有许多妈妈搞出的文字笑话，反倒让我们觉得率真可亲的妈妈更加可敬可爱。
她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家教非常严格,对我们三兄妹的教育抓得特别紧，因为做人做事，我们都没有少挨妈的训斥和打骂。她有句口头禅：不识字，不要紧，不识事，苦终身。这句口头禅中包涵着“做事先做人”的简单道理。农场生活困难，我们家人口又多,家境自然贫寒，妈妈大我十九岁，我六岁就开始带弟弟、妹妹，八、九岁就跟着妈妈一起做事，拣牛粪、打柴禾、套兔子、割麦子、拾麦穗、溜洋芋，跟着妈妈到职工大院里缝被子、洗衣服、纺毛线，什么都干，别人都以为年轻漂亮的妈妈是我姐姐呢，我们收的活特别多，一个月下来能有20多元的收入，当时爸爸的工资也不过拿37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正是有了这样的历练和妈妈一贯的严格管教，才使我们养成了吃苦耐劳、勤劳俭朴、做事认真、责任心强、待人诚恳等许多品质。而当今的“月光族（月月花光，也叫月光王子、月光公主）”、“80后新人类”身上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品质，这种品质并不能直接从教育（含高等教育）中获得，它主要来自于大量劳动的历练和苦难的磨砺之中。
妈非常能干，能吃苦、有远见、有智慧。我说两件事：69年在新哲农场，妈那会30岁，我11岁上四年级，当时我家在一大队，大队上只有三年级，我要到场部去上学，离场部30多里地，没车去场部，母子俩只好背着行李，带上干粮，走上五、六个小时到场部去。才走出大队部，天就下起了雨，我们冒雨走着，过李洪义沟（沟里的第一户居民叫李洪义，75年我初中毕业去工作的时候，这里有了地名叫曲朗大队）的时候得趟水，正赶上山洪下来，我脚底一滑，就躺倒在水里了，妈把行李扔下，赶紧来救我，结果两人衣服裤子全湿了，干粮冲走了，还冲走了妈的一只鞋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我和妈的四只袜子套在一只脚上，背着打湿的行李走了半天才到直属队，碰上了藏民公社的一辆小驴车要去场部，妈给人说了半天，总算答应了，上了驴车我才看见妈的脚底，被殷红的鲜血和泥糊了一层，赶车人从他屁股下面抽出一块羊皮扔给了妈，让她裹着。87年上电大的时候，曾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写成了题为《上学路上》的散文，刊登在了《新生报》上，报社的阎老师还给配了些钢笔画，图文并茂，拿给妈看，妈说后来想起来都害怕，全丈着年轻，要不然我们母子早没命了。在妈装订我们三兄妹信件的厚本子里，我看到了《上学路上》。要不是妈有远见硬坚持着让我上学，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，我的许多小伙伴，现在有些境遇不好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辍学过早！
第二件事：妈是上海人，口音中一直带着温柔绵软的吴音，她62年从上海追随父亲来到青海，一呆就是30多年，但乡音不改！对上海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向往，她认为上海就代表着文明、美好、进步，她向人介绍“阿拉上海宁（人）”时，充满着自豪感。在祁连的八宝农场，开荒、种地、积肥、烧灰，住地窝、睡窑洞，后来到共和县的新哲农场，脱土坯、挖药材、烧砖窑，农场劳力紧张的时候，组建了家属队，妈后来还当了家属队长。无论生活多么艰苦,环境多么恶劣,劳动多么紧张，她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收工回家她会经常带些花回来，家里的花瓶里常常插着些马兰花、馒头花什么的，她那双手就象花仙子的魔棒，几乎家徒四壁的窑洞、地窝子，经她一装点，就成了童话世界的仙境了。她讲卫生,爱美、爱整洁,她的床是谁也不能碰的,那是一张从上海托运来的旧宁式床(81年做了我的婚床),我们三个只有象消毒似的洗干净了,才有资格上床。我们在家里是一定要坚持讲上海话的，这对一个生在青海长在青海的孩子来说，并不是件容易事，妈妈做到了，在她的严格训练下，我们三个的上海话说得非常地道。94年我带着二十几个司机，从东北到珠海去，途经上海，师傅们风尘仆仆，满脸的高原风光，加上我又穿着一身警服，在登记住房时，几个女服务员在用上海话议论：这个警察一个人带了这么多犯人，你们要当心哦！我用上海话告诉她们，这都是我们的工人师傅，不要乱讲！她们非常吃惊，这个大西北的警察怎么也会讲上海话的？后来到姨妈家和表兄妹们用上海话交流，他们也非常奇怪，你们的上海话怎么会讲得这么标准的？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和智慧。
妈独居的两年里，我们三个都分别回去看过她，陪她生活上一段时间，那样的日子是我们母子的节日，病中的妈妈，脸上总是笑着，我去打水，她便会站在窗前看着，一直看到我消失在拐弯处，我每次出门，都要叫我把警服穿上，她为她的儿子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而深感骄傲，天好时，也会带我去串

个门，警服也必是要穿的。此番回来，人去楼空，房间里、厨房、卫生间、处处都是妈的身影在转，阴冷凄清的房屋里，满屋子装着对妈妈的怀恋与思念，打水时，窗前再也没了妈的慈影，我提着水瓶，转过弯，那小楼一出现在视线里我便觉得妈在那里一直看着我，告别那幢小楼时，再也看不见妈妈挥手喊:阿国再见了。尽管妈那时也是哭着喊的，但有总比没有强。我也含泪与妈挥别，心里总想着还有下一次呢，可命运只安排了一次！晚期的肺心病，把妈折磨得精疲力竭，妈很美的，一生都十分要漂亮、要强，可病中的妈连洗脸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一脸的青紫，咳喘不止，我帮她洗脸擦背时，她都会舒心地说：“儿啊，娘好象脱了层壳似的，非常舒服，谢谢我儿了”。我听着默默地转身去抹泪，真有惭为人子的愧！妈病成这样，实在是需要个人服侍左右，子女不们都在西北上班，请个保姆总可以吧，可妈又是个犟性子，说什么也不让请，“花四、五百元请个保姆，我还是到敬老院的好了。”

我是2000年的春节去探望母亲的，腊月廿六妈给我过了个41岁的生日，装蜡烛戴寿帽，妈快乐得象个孩子，饭菜弄好了，妈点上蜡，让我许愿，我含泪看着烛光里的妈妈，脸浮肿着，极度的虚弱，却开心得不行，过年就我们母子俩，弟弟、妹妹、弟媳、妹夫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全家人都打电话过来拜年，妻也专门打了半个小时的长话。我背过脸去抹了泪，怕妈见了，我说许愿都是为自己能实现一桩特别想成,又成不了的事，人才会借助神力来帮助自己实现愿望，我许明愿，你是信天主的，我只希望能减轻妈的病痛，还我一个健康的妈妈。妈无奈地摇摇头笑笑，傻儿子，妈这病是没治了，美国总统、邓丽君那么有钱有名望的人，不照样治不好吗，说着妈的目光又暗淡下来，我真后悔，该说些别的，生命留给妈的快乐已经非常有限了！我吹了蜡，妈切蛋糕，一定要我给小康送些过去，小康又送来了些糯米糕、糯米团、一条大鱼。2000年的春节是妈渡过的最后一个值得高兴的春节，我的心里也轻松了一点点，妈这病关键是要养、保暖，心情还要好,只要能挺过冬至，就又能捱过一年去。

下次再见到妈时,已经到了诀别前的病榻上了。

十几年前就听到妈晚上在唱，有时问她，她总说在梦里不知道，她告诉我，其实她是知道的，那是病折磨得不能平躺，夜夜都得坐着睡，与其让孩子们听到妈在病痛中呻吟，还不如让你们只听到妈在唱山歌！我可怜的妈妈,晚年的日日夜夜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

2001年12月3日，接到了妈病重的消息，12月1日我出差去了农场，5日回到西宁，下岗在家的妹妹6日就赶到了宜兴，立即住院抢救，12月13日病情基本稳定了，我和弟弟远在千里之外，天天在长途电话中听妹妹汇报妈的病情，刚有了好转妈就要出院，妹妹和大夫不让出，她硬是出了院，妹妹又犟不过她，还把妹妹臭骂一顿，她是不愿意给儿女增添负担。可出院两天病情就恶化了，人也昏迷了，又二次住院抢救，16日我们接到了妹妹报病危的电话,从这一刻起我们兄弟就关注上了一个叫血氧含量的指数,它是垂危病人生命体征的一个重要指数，正常人在120左右，一般人到60就进入了呼吸衰竭，报病危时妈的血氧含量是75，17日一早我们兄弟赶乘西宁至西安，由西安转机去上海的航班，早上登机前血氧含量是68，中午在西安转机是65，晚上7点才到上海，朋友的车在机场外面等着我们，出了机场就赶往无锡肺科医院, 这时血氧含量到了55！妹妹在电话里哭着喊：大哥呀，你们快点啊！妈不行了！9点我们终于赶到了医院，一进门就听见妈在呻吟,我们进去她的神智还清楚，她说怎么走了这么久啊？母子又见面了，但这是生离死别啊！生命监护仪上的血氧含量指数只有45了，主治大夫说，因为她长期缺氧，又不进行正规治疗，练就了超出常人的耐受力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知道你们兄弟正在往这里赶，她想见儿子的信念和心劲支撑着她坚持到了现在！

20日妈的自主呼吸快没有了，人已经进入深度昏迷状态，医生说他们已经尽力了，在我们的一再苦求下，医生又向我们提出了两条建议：一是上呼吸机，二是请“上海专家”来试试，但要先支付1200元出诊费。我们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付了出诊费。上呼吸机的时候，象是在上刑具，深度昏迷中的妈被憋醒了，说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：你们不能让我太难过啊！让我好好走吧！看着妈妈的痛苦样，大家都悲痛万分，一筹莫展，妹妹更是悲恸不已哭倒在妈的病榻边。我们建议医生去掉了呼吸机，继续吸氧。两小时后“上海专家”赶到了，他简单看了看妈的病情，这时的血氧含量指数只有32了，主治医生和“上海专家”把我们兄弟俩叫到医生办公室说：人救不活了，你们准备后事吧。并要我们在医嘱单上签署“同意放弃治疗”的意见。2001年12月21日凌晨3点20分，妈妈停止了呼吸，她平静地走了，走得干净利索，象她生前一样，不给别人找麻烦，享年62岁。第二天就是冬至…………

妈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,她热爱生活,一辈子爱整洁、要漂亮,生活特别讲究细节,善良贤惠，勤俭持家，吃苦耐劳，在高寒缺氧的青海高原，生活奋斗了30多年，含辛茹苦，相夫教子，养育了我们兄妹，终于积劳成疾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虽然她只是个平凡普通的上海女人，但她也象许多为青海监狱系统，作出过贡献的家属们一样，把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30多年，奉献给了青海高原。

妈转眼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，在这大地复苏，万物生长的季节里，对妈的思念也象长了翅膀似地在这春天里疯长，她是家的核心，是温暖，是身心疲惫的驿站。在妈身上我看到了女性常常表现得比男性更坚强、更执著，更具人格魅力。女性是伟大的，作为母亲的女性更伟大，她们孕育了生命，她们孕育了春天，世界也因她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