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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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仁静为谋生投身国民党

发布时间:2016-01-28 11:31:56      发布人: dahul3

成为托洛茨基信徒

1926年9月,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,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。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、彭泽湘、吴玉章、董必武、王若飞等。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,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。

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中国的大革命失败。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:是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,并极力指责斯大林,为此在联共(布)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。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,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,成了托的信徒。刘仁静对莫斯科孙逸仙大学(中山大学)校长、托派的理论家拉狄克也倍加赞许。

寻访托洛茨基

1927年11月4日,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,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。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,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。1929年4月,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,申请绕道欧洲回国,他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和800美金,还有一张到柏林的火车票。他瞒着邓中夏、瞿秋白、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,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。

刘仁静最终在土耳其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。托洛茨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交谈。托洛茨基兴奋地说:“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。”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,临别之前,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,题目叫做《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(布尔什维克——列宁派)的任务》。后来,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。

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

1929年8月16日,刘仁静回到上海,随即就用规定的暗语在报上登报,暗示他已经回国,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,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,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,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。不久,党中央在《红旗日报》上刊出《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》,公开信明确指出: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。刘仁静不听劝告,顽固坚持托派思想,后来被开除了党籍。

在刘仁静回国之前,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,如“我们的话”、“无产者”、“战斗”等。刘仁静回国后,积极活动,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,成立名为“十月社”的托派组织,还办起了托派刊物《十月》。

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,四个“托派”组织与王明、博古等展开了斗争。这时候的刘仁静凭书生意气,也与陈独秀抗衡,曾在争论中对陈独秀说:“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!”他自以为中国只有他能解读托洛茨基的“不断革命论”,他是取真经的人。

“钦差”不受待见

1931年,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,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,自称是“托洛茨基代表”、“正统托派”、“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”,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。刘仁静很快被宋逢春、王文元排斥。不久,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,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。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,遭到陈的拒绝。这样,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。

后来,“托派”四个小集团先后解体。刘仁静也只得落荒逃遁了。陆立之评价他说:“我对刘仁静的执着个性觉得近乎迂,从理论知识的角度看他很有成就,但在革命实践的行动中只凸显出书卷气,与工农兵还是有距离的。 ”刘仁静被各方排斥后,对党、对“托派”、对政治都兴趣索然,又蜷缩在书斋中从事译作。20世纪30年代初期,在上海为“神州国光社”译出了几本马恩经典巨著,之后在北平又译出了《中国革命的悲剧》。

为谋生投身国民党

当时,刘仁静已结了婚,没有工作,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。无奈之中,于1934年,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《大美晚报》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(加拿大人)。经格拿斯介绍,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,为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。1935年11月的一天,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逮捕,押送南京判刑三年,关押在苏州反省院。

1938年,刘仁静刑满释放。先是去上海,由于找不到工作,又乘船回武昌找陈独秀,被陈独秀拒之门外。工作找不到,生活无着落,武昌也呆不下去。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,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。两个月后,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。刘仁静心有余悸,就去找谭平山,他们是旧交。谭平山说:“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,就离开吧!”刘仁静听了谭平山的话,离开了三青团。不久刘仁静辗转来到西安,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,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,教俄语和历史,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。此后,刘仁静又先后在国民党《民主与统一》、《前线日报》、《时事新报晚刊》当主笔。1948年,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、《中央日报》总编陶希圣之邀请,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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