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激情洋溢、平易近人的领导人
发布时间：2015-08-07 16:32:45
发布人：
天堂使者
一位激情洋溢、平易近人的领导人
---悼张劲夫
徐景安
2015年8月5日
2015年7月31日张劲夫同志逝世，享年101岁。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、财政部长、安徽省省委书记，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、国务委员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。我有幸与他一起工作，今天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。我所见过的领导人，他的风格是最独特的。开座谈会的时候，他讲着、讲着就会激动起来，离开座会，摊开双手，兜一个圈子，表达自己的思想……我们经常为他奔放的热情所鼓舞，他睿智机敏，又平易近人，爱听不同意见。他具有领导人的非凡气质，但又与一般领导人不同，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，与他一起工作真是享受和乐趣，一辈子也不能忘怀！
一、
1979年7月，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，由张劲夫领导。我当时在国家计委研究室工作，写了一篇题为《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，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》的文章，参加了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价值规律讨论会，这篇文章让我步入改革行列。当时进入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还有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、进出口委的季崇威等。我们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。高层的座谈会，就由劲夫同志主持。他会经常插话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说着说着，就会离开座会，热情奔放、激情洋溢，全场的气氛非常热烈。这样的风格在中国领导者中可能是唯一的。
1979年12月3日，我们写出了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》。12月15日张劲夫在全国计划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体制调查小组会议上，作了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的说明》。
他说：“经济管理体制怎么改，朝什么方向改，各方面的议论很多。归纳起来，大致有三种设想：第一种是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，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。第二种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，以省、市、自治区为主进行管理。第三种设想是，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，打破部门之间、地区之间的界限，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，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，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。以此为前提，根据各项经济事业的特点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。”
他回顾和批评了过去的错误认知：“往往认为一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，全社会的经济活动就得由国家的行政机构来统一管理，不尊重集体所有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，不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；往往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，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，不注意依靠经济组织采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；往往认为集体所有制经济没有全民所有制经济优越，忽视集体所有制经济在现阶段的重要作用，不承认个体经济在一定时期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必要性，往往急于过渡。”
他提出五大改革原则：一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，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，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的自主权；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，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，以经济办法为主，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；三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，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，以计划调节为主，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；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，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，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；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，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，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提倡照顾全局利益，发扬共产主义风格。
今天看，这些提法好像很不过瘾，既要这样，又要哪样，但突破了计划一统天下、政府组织经济的体制，引入市场调节，强调经济办法，扩大企业权限，重视物质利益，打破部门地方界限。改革与学术不同，不能求理论的彻底，而是求搏弈的突破，讲究策略和艺术。这就是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总体规划没有人反对而得以通过的原因。
1980年初在中南海，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，讨论这个稿子。从晚上7点开始，开了一个半小时，大家都不谈正题，在那儿东拉西扯。到8点45分，李先念说话了。他说：“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，都没有看懂。”我心想，这下完了！他都没看懂，怎么通得过啊！紧接着，李先念指着我们这一些人，说：“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。所以，我建议，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。”就这样，通过了！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当时会上都是各部门主要负责人，他们居然没有提任何反对意见，也没有表示赞同。既这样，又哪样，很全面啊，怎么反对？而且这个稿子能拿出来讨论，肯定得到了小平、陈云的认可。坚冰就此打破，引来中国改革的浪潮风云。
1980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改组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，成为中国第一个改革的常设机构。1982年改组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，我担任规划处长。是年张劲夫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，负责国家经济的运行。劲夫一度想调我去经委研究室任副主任，遭到研究室同志的反对而作罢。是什么原因，他们这么强烈反对我呢？是我手伸得太长，越过了界。事情是这样的。
二、
1980年我写了《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》一文，提出了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，被国务院采纳。于是从1980年开始调整轻重结构，发展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“三大件”，后来加上冰箱、电视机为“五大件”。中国是人口大国，不搞消费品生产，怎么发展经济？这又与改革的方向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、社队企业、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。
当时，建厂设点是政府定的。比如自行车归轻工业部管，自行车厂就由轻工业部定点。机械工业部认为，我的生产能力比你强，凭什么由你定，机械工业部也设点。没有定点的地方，比如内蒙认为凭什么自行车厂设在上海、天津，我也要生产。这样自行车厂一轰而起。国家规划安排57个生产点，结果达到140个。到1985年全国自行车生产能力达4630万辆，超过国家计划生产1330万辆，超过购买力2440万辆。且产品结构不合理，名牌车增长缓慢，供不应求；杂牌车大量生产，滞销积压。怎么办？轻工业部的意见，保国家计划定的点，也就是它定的点。其他部门、地方通不过，凭什么撤我的，你定的点就好？上海的意见，以名牌车为龙头，其他杂牌车厂生产零部件，搞专业化协作。但杂牌车厂由地方保护，减税、补贴，甚至封锁市场，就不给你当配角。
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写了《关于调整、改组自行车行业的建议》：
第一、规定批量标准。根据我国目前自行车行业一般企业的技术基础和经营管理水革，合理的批量标准为30万辆，达不到标准的，不准继续生产整车。
二、规定产品成本。按照不同车型规定成本标准，以28加重车为例，全国平均成本95元为标准，在限期内不能降低成本的，不准生产。
三、调整价格和税率。根据产品成本和供求状况，合理调整28和26车、轻便车和加重车、男车和女车、大轮车和小轮车、名牌车和普通车的比价。提高自行车税率，使那些达不到批量标准、超过规定成本的企业不能生存。
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，是为了强制淘汰一部分企业，或改组为零部件协作厂，重点抓好上海、天津、广州等名牌产品的生产协作网。
劲夫于1983年11月11日批示：“吕东、宝华同志：这是我委托徐景安同志起草的。紫阳同志几次交代，要扩大优质名牌厂的产量，已告宝华同志提方案，自行车是其中一项，可否请经委牵头，抓几个产品，一项一项研究方案。这一方案可供参考。请酌。”
在政府组织生产的体制下，重复建设、盲目生产的问题一直严重存在，并且没有淘汰落后的机制。与定点与非定点的传统办法比较，我的建议是以经济标准作为行政办法的依据，所以受到劲夫同志的重视。今天很多人会质疑，这办法行得通吗？我后来当深圳体改委主任时，发出“消灭企业亏损，消灭亏损企业”的通知》，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，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。
我是搞改革的，我始终认为改革是为了发展经济，所以我经常越界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，而且颇受领导重视。但这不符合官场规则，“各扫自家门前雪、休管他人瓦上霜”，不能对人家管辖的说三道四。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的，对属于国家经委管辖的经济运行和调整发表意见，还居然得到劲夫的青睐，也就引起某些人强烈的反感与醋意。
三、
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与劲夫同志的关注与重视分不开。 1984年9月3日至10日，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。由于地点是莫干山，也叫“莫干山会议”。我是副组长，负责学术讨论。由于价格问题成为经济改革的焦点，会议分七个组，第一组就是价格组。我一直在这个组，参加者有张维迎、华生、田源等，围绕放与调吵了七天七夜。我集合大家的意见，为会议撰写了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》的报告。
由于价格的不合理，带来我国经济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严重失调。而价格不合理是由于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。产品价格由政府定，一盒火柴涨1分钱，要由国务院讨论。面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，当时的思路就是调，小调解决不了问题，大调又受不了。国务院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，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所以，莫干山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价格改革。张维迎提出放开价格的思路，即由供求关系决定，这是市场经济的ABC，可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。讨论的焦点不只是调与放，还在于怎么放？
当时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、原材料比重很大，煤炭占50%、钢材占70%。一下子放开，肯定是行不通的。于是我们提出了调放结合、以放为主的方针，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、轻工、纺织的价格放开，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；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，统配煤、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，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、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。一个个行业的放开，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，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。这份报告写出来后，我兴奋不已，说：“金苹果已长出来了！”
当时劲夫同志派秘书孔丹上山，报告由孔丹带回。劲夫非常重视，在杭州直接听取了我们的汇报。莫干山会议结束才10天，即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：“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，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，极有参考价值。”10月10日赵紫阳批示：“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。总题目是如何使放、调结合，灵活运用；因势利导，既避免了大的振动，又可解决问题。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；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，协作煤价的下浮；及粮、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，都实质上是放、调结合的成功事例。”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。
一种物资两种价格，市场价高于计划价，分配比例逐步缩小，市场份额逐步扩大。价格双轨制，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，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，避免了大风险。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，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，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，还带动了计划、物资体制的改革。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，奠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。至1986年底，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，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。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，农副产品占65%，工业消费品占55%，生产资料占40%。
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，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、摩擦、漏洞，腐败也由此而生。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。官商结合、倒卖物资，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。两极分化、贫富扩大、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。
所以，双轨制遭到我国市场派的痛批，搞出一种物资两种价格，既不是计划价、又不是市场价，这算什么狗屁理论。但中国改革走的就是双轨制道路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改革开放；经济改革先行，政治改革不动；试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；等等都是双轨制。这就是中国渐进改革的模式，成功于此，问题也于此。下一步怎么改，民主化、自由化、私有化成为激进改革的主张。我认为中国改革还得采取双轨制，用新的双轨制替代老的双轨制。
莫干山会议的成功，除了会议参加者的投入或付出以外，还应归功于领导人重视民间的意见，并且有很强的感悟能力。莫干山会议后我调任中国体改所副所长，体改所的重要任务就是团结、凝聚一批改革的热心人士，尤其是青年才俊，为他们搭建发表意见的平台。今天的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复杂，在意见纷纭中听取真知灼见，是实行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的重要一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