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劲夫出生不久，祖母与父亲就订有“协议”，无论如何也要供他读书，以达出人头地张劲夫，给家庭带来新的生        计。他记得五、六岁时，在外做小生意的父亲，每年冬季回家探亲时，都请人教他读书认字。八岁时进了本村新办的小学读书，这个学校实行的办法，是学得快的可以多学。在国文方面，张劲夫一年就学完了四年的课本。后来改读私塾，要求学生死记硬背，背不出的要打板子，他从没受过先生的惩罚，这使祖母非常高兴。

1924年冬，家庭人口增多，生活日艰，父亲与祖母商量，他这一房人口多，想迁居江浦县租地耕种。为了生存，祖母忍痛答应了。少年的张劲夫不愿离开慈爱的祖母。父亲对他说：“不走，不但书念不成，连饭也吃不上。”他在尝到了生活苦涩的同时，也懂得了他在这个大家庭里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。迁居江浦，对张劲夫还有一层原因，就是按照老传统，他被过继给四祖父当孙子，继承其在江浦的家产，延续那一支张家的香火。

张劲夫在江浦读完四书五经，15岁进入县城一所私立国文补习学校。靠租地种的父母，养活5个孩子，已经借了几笔债，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还是交不起学膳费。在一个下雪天，他见到母张劲夫亲向学校送柴给自己抵膳费的情景，目不忍睹，决心要为父母分忧。他去求教于校长兼老师的邓西亭先生。邓先生向他推荐了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学校，说那里不收学费，吃住在农民家、费用低，很适合家庭困难的学生。

他抱着读师范能够将来当教师，以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的目的，1930年5月，踏进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大门。

随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兴起，二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场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，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陶行知先生，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，于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。它不同于中国的正规学校，倡导“教学做合一”的理论与生活实践。晓庄师范学校实际也是中共地下组织在陶先生“篱笆墙”里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。

1930年夏季，张劲夫到晓庄学校时，学校已被勒令解散，师生正在进行护校运动。张劲夫在校学习三个月，成为晓庄师范的末期学生。进校时没有见到陶先生的面，首先见到的是陶先生的《护校宣言》。他号召“大家起来保护晓庄，爱护人权，爱护百折不回的和平奋斗，爱护教人做主人的革张劲夫命教育，爱护向前上进的时代革命，爱护自由平等的中华民国之创造，爱护人人有工做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之实现。”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劲夫。接着，他读了陶先生写的书，了解了陶先生是要在穷国家探寻办教育的穷办法，学生在“做”上学，老师在“做”上教，活学活用。他非常赞成陶先生提倡的“小先生制”，以及“即知即传人”和“知识为公”等主张。陶先生认为书只是一种工具，是做学问的工具，因此提倡要活用书、用活书，而不要死读书，读书死。他极其重视德育，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：“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。”此时的张劲夫，是像当年看待祖母的世故经一样，来看待陶先生的真知灼见。

张劲夫跟随陶先生在山海工学团学习、奋斗了四年，他认为，在这一时期，陶先生进一步教会了他“怎样做人，如何做人。”陶先生提出“人民第一，人民至上，一切为人民”，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 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，“行动是老子，知识是儿子，创造是孙子”以及“爱满天下”等等，这些用真情和真知凝炼出来的格言，像火焰那样温暖人，像磁石那样吸引人。陶先生的伟大品格影响了张劲夫的一生。古人云“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逢”，张劲夫后来在《思陶集》中深情地说，“他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难得的人师。”张劲夫还说：陶夫子“是促使我提着头去找共产党的重要推动力。”

张劲夫1933年，张劲夫开始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影响，知道了“社会主义”思想。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，使他更坚定了拥护共产党的信念。他在陶先生鼓励下用写稿得来的300元稿费，张劲夫还清了家庭的债务，把家安排好了，丢掉了后顾之忧，勇敢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。他向晓庄学校时的同学、地下党员王洞若提出入党的请求，1934年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“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”（亦称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）。1935年12月又经王洞若介绍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山海工学团团长（即校长）。

张劲夫入党这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北平爆发了“一二九”爱国学生运动。陶行知随即请南下学生领袖到工学团作报告。12月27日，上海成立“文化界救国会”，山海工学团以集体的名义加入救国会。1936年1月23日成立国难教育社，陶先生被推举为理事长，张劲夫担任该社总党团委员，公开身份是总干事，参与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，为党坚持上海的地下斗争做出了贡献。

中央决定取消各大行政区之后，张劲夫调到北京，先是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。1956年春节，他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通知，中央决定调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、副院长，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，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。在新的岗位上，他经常是第一个上班，最后一个下班，陈老总称赞说他是“劲夫有劲！”

张劲夫有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和“人生为一大事来，做一大事去”的情操和志向，善良无私，又有知人之明，是科学院党组的好“班长”。这突出表现在他团结院党组一班人，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方面。党组成员中，原来的有秦力生、郁文，新来的有裴丽生（院党组副书记）、杜润生、谢鑫鹤。张劲夫坚持党的原则，也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，使院党组朝气蓬勃，极富战斗力。

他对郭沫若院长以及李四光、竺可桢、吴有训副院长等科学家领导极为敬重。他牢牢记住了陈毅的话：在郭老的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运。郭老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、作家，又担任国家领导职务，国务活动繁忙，放心和放手让张劲夫主持科学院日常工作。张劲夫凡是科学院党组的重大事情，都亲自向郭老汇报，取得他的支持，彼此建立了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。在文革初期郭老很紧张，他写信给张劲夫讲了自己的心情，张劲夫及时建议中央对郭老采取保护措施，得到中央的认可。张劲夫在文革中遭到迫害，身体患病，需要回家医治的时候，他给郭老写信说明情况。郭老请示中央领导同意，使他得到了及时治疗和休养，比较快地恢复了健康。

张劲夫既有军人的果敢，又有文人的细腻。他总是“跑步”传达中央的指示，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。他自己就像一块煤炭，燃烧自己，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光明。他把科学家看成是“国宝”，是“纵通专家”，他自己则充当杂家，是起“横联”作用的。他把后勤工作看作是党联系群众的“思想的桥”、“感情的船”，要由此把科学家联合起来搞“向科学进军”。他抓政治、抓科研、抓后勤，三手都很硬。正是因为他团结好了党组一班人，用好了这批骨干，所以中国科学院这盘棋能满盘皆活。

从1956年到1966年的历史实践证明：张劲夫率领院党组一班人，调动全院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干部、群众的积极性，团结奋斗，发愤图强，创造了科学院的十年辉煌，不负中央期望，使科学院充分发挥了在全国科技事业中的“火车头”作用。

五十年代中期，世界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。蓬勃发展着的高新技术，一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数大国以核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局面。新中国的领导集体，在刚刚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，顺应新技术革命发展的潮流，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及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，决定制定一个长远的科学规划。争取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，打破核威胁。并要求科学院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火车头。

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，时年42岁的张劲夫，由陈毅举荐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讨论通过，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、副院长，同时，也被指定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。

曾经对中国科技政策做过专门研究的美国学者理查德·萨特米尔，在其所著《科研与革命》一书中，对中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有过这样的分析：

这一规划“反映了当时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：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力与大型组织（包括政府）的资源与目的的结合……首先，它阐明了许多研究部门中科学研究的重点；第二，指明了贯彻这一规划的不同阶段，实现规划目标所需要的财力、人力、物力和技术服务；第三，科学规划的制定同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发展是紧密结合的；第四，中国科学院起了核心作用，规划有许多科学家积极参与。”

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及其附件，共计600多万字。规划中提出57项重要任务，包括616个研究课题。明确的重点任务有12个。

当张劲夫带着规划向周总理汇报时，总理提出，这么多重点，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呢？一向注重抓重点的张劲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他当机立断决定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，又召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。科学家们情绪很高、各抒己见，提出了许多好意见。张劲夫等加以归纳，认为最重要最紧急的有六项，原子弹和导弹这两项属于保密的军工尖端技术，国家已经做了特别安排，此外还有四项：计算技术、半导体、自动化技术、无线电电子学，这些是重中之重，要摆在其它重点任务的前面来抓，就叫“紧急措施”。“四项紧急措施”因此得名。上报国务院，周总理立刻批准，说：“对！先抓这四项。”当时，这四个领域在国际上发展很快，中国还是空白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，把它们搞上去。

为落实“四项紧急措施”，张劲夫认为需要集中全国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，也需要再从国外吸纳一些专家回来，大家齐心合力搞。为此，科学院着手筹建这四个领域的研究机构。一时没有工作的地方，周总理下了决心，从新建的西苑大旅舍（今称“西苑饭店”）中拨出三座楼来给科学院，以便集中人马，大干快上。有周总理亲自过问，工作进展得很快。比如，中国第一台计算机于1958 年就研制出来了，名字叫“八一”；然后是第二台计算机“109”，已经达到每秒10000次了。接着第二代的109丙机，已达到每秒数十万次，成了“两弹一星”的功臣。1964年3月12日，聂荣臻副总理在作“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执行情况”的报告时说，“如果拿世界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作比较的话，我们从极其落后的状态出发，现在已经大体上赶上40年代的水平。”“在这样短的时间内……这样巨大的发展，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。”

回顾“四项紧急措施”的提出和快速落实的历程，可以看出它至少起了四个作用：一是带动了规划其他任务的提前完成；二是为“两弹一星”提供了配套的尖端技术；三是在苏联撤走专家时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；四是把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大国，推进到现代化的轨道之上。

这里应该特别指出，为了培养大批新生力量，由于郭老和张劲夫的积极推动，1958年，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一所与十二年规划确定的研究重点相关、有13个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高速度地建立了起来。此“措施”也是“紧急”之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