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联生活周刊：他为何在1989年正当红时退出歌坛，后来又宣布复出?

　　陈淑芬：退出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当时压力挺大，特别是在歌坛上的“谭张争霸”，谭咏麟和张国荣歌迷之间的争斗很厉害。他移民加拿大，我觉得不是因为1997香港要回归才去的，是因为歌手要顾及形象，他不想他的爱人曝光，想退出歌坛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。我们都很喜欢山口百惠，张国荣觉得山口百惠可以在最光芒的时候退下来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他觉得他也可以。

　　其实他当时不是单纯想退出歌坛，是想退出娱乐圈，他在1987年就开始跟我说了。我就觉得他太年轻，一定会再回来的，要不然日子怎么过呢?到1989年再提，我就对外说他退出乐坛，没有说他退出演艺圈。当时他签了一部戏，还没开始拍，我就劝说他应该有合约精神，他同意回香港拍完这部电影，于是就有了日后大家看到的《阿飞正传》。结果他拍了这部戏之后，又有很多人找他拍别的，电影里面又都有主题歌，自己是主演，别人演唱显然不习惯。他其实很喜欢唱歌，无时不刻都在唱歌，开车也在唱，你能想象一个退出歌坛的人会这样吗?又有很多人找他，复出在所难免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中，张国荣在舞台上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你在当时怎么看他这一决定?

　　陈淑芬：那是“跨越97”演唱会时，他自己在台上公布的这件事。之前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，说实话，我自己也很惊讶。他也怕之前跟我说了，我会劝他。我个人觉得，当时没必要公开这件事。但是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，他不希望他喜欢的人受伤害、受委屈，所以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在张国荣复出歌坛后，他开始了更自我的表达，往往比当时的流行超前一步。你在当时有没有顾虑他的公众形象，比如2000年“热情”演唱会时他雌雄同体的造型?

　　陈淑芬：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，那些舞台形象都是很美的，我为什么反对呢?他在舞台上我是百分之百信任他，因为张国荣最了解自己，他知道自己该表演什么，怎么发挥更好。

　　张国荣在舞台上的想法是时尚而且前卫的，他不会因为市场而一味迎合。2000年“热情”演唱会的第一场，他的服装一直是让·保罗·高缇耶(JeanPaulGaultier)给他做，高缇耶要表达的意念是“从天使到魔鬼”，视觉效果非常震撼。高缇耶是时装大师，要知道，除了麦当娜之外，日本那么多人气偶像去恳求他，结果他只为广末凉子设计了一套衣服，而愿意全心全意来助张国荣一臂之力，我认为这也是香港演艺圈的一种莫大荣耀。无论那次演唱会在当时有什么争议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也证明了他的判断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你曾提及，那次演唱会后香港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，对张国荣影响很大。

　　陈淑芬：那次媒体的报道对哥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因为那是他用全部身心去做的一个演出。“热情”的衣服都是很紧的，所以多一小块脂肪都会显出臃肿来，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而且，他在筹备个人演唱会时，曾三次赴巴黎与高缇耶会面，这是国际时装大师的量身定制，而我们传媒对时装文化却一无所知。更加令哥哥不能接受的是，香港演唱会都有一个传统，就是一般每次演出结束后，传媒都会跟进后台，跟艺人聊天见见面。那天后台的记者都是众口一词，大家都在说哥哥帅呀，靓仔呀，厉害呀，演唱会做得很好呀……但是第二天出来的报道，都是负面的——长头发就是扮贞子，穿裙就是扮女人……全是胡写，而且写得非常难听。他非常伤心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他和你谈起过自己的导演梦想吗?

　　陈淑芬：谈过。哥哥一直很有兴趣研究幕后的东西，一直很希望做导演，这应该是他的一个遗憾吧。其实以前他做过导演，而且有两个作品——其中一个他很早之前拍的《日落巴黎》音乐特辑，跟钟楚红、张曼玉一起去法国拍摄的，吴宇森做的执行导演。后来一个就是他相对近期拍的《烟飞烟灭》。他一直想导演一部真正的电影，而且剧本都已经找好了。那时他一直找拍摄场景，但找了很多地方都不是很理想。他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，觉得如果找不到剧本中的场景，就不会拍摄出好的效果，后来想修改剧本的时候，投资商那边出了问题，导致最后没有拍成。直到他走，也没能圆了自己的一个电影导演梦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在你看来，他后来患忧郁症是哪些因素造成的?

　　陈淑芬：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积累下来的东西。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2000年演唱会带给他的伤害，他用心做得那么好，却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，香港狗仔队的报道把整个演唱会都给糟蹋了。我们的最后一站演出为什么要重回香港去做呢?就是我想要给他一个支持，因为有些人之前根本不懂的。很多事情哥哥都很介意，却只能闷在心里，无法说出来。虽然有心理医生，那种环境压力下他也不敢去，他怕别人乱写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张国荣离开10年了，对他的死仍然众说纷纭。你是第一时间在现场目睹这一幕的，能否回忆一下当天的细节?

　　陈淑芬：那天我们约好在中环吃饭。离得比较近了，就给他打了电话，问他在哪里。他说他还在中环，在喝茶，只有他自己。我还埋怨他自己喝茶也不叫我，我提出要去找他，但是他又说他要去购物，我提出和他一起去，他也同意了。就在我要放电话的时候，他说想趁这个机会看清楚一下香港。我问他要看清楚香港干什么，这时我听出来他好像有些不对劲了。我说现在就过去找他，他说，好，那你过来吧。我直接坐计程车去了中环的文华酒店，在前厅我没有看到他，然后我去了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的一个咖啡厅，我说我找Leslie，服务生说好像他不在这里。等了半个小时，还没有见到他。事后我想，这个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在想很多东西，思想肯定在进行激烈的冲突。大概40分钟后，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：“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，在正门，然后我就会来了。”

　　我在门口等了5分钟之后吧，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传来。朝声音那个方向一看，看到有一个东西掉下来摔在地面上，酒店门口有一些护栏被坠落物砸断了。当时因为我看到好像是一个人，人的旁边有一辆巴士，我就以为是交通意外。我就立刻转身叫那儿的人出来，我说撞伤人了，你快点去找救护车。我当时想，哥哥那时正在生病，我怕他看到那个场面会受到刺激，于是就快点跑了过去，想把他的车截停，不让他看到这里的情况。因为我一给他打电话，电话又回到刚才那段录音留言，我就觉得有问题了。我一直不敢去相信，也不想去相信，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所以我一直都很不安，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。到医院后，我问一位到场的警察，刚刚进来的那个人现在哪里，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。我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我只是怀疑他是我的一个朋友。然后那警察就看着我，他认出了我：“他是不是张国荣啊?”我当时就……我后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安，让他们保护哥哥的遗体不要让媒体拍到，因为他是最生气这个的了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这10年，你都是用什么方式来纪念他?

　　陈淑芬：对我来说，张国荣就像是一个朋友和家人，我觉得他从没有离开。我也看到市面上很多人写他，但大多都是乱写，他们根本不了解哥哥，也不了解当时真实的情况。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，我想问你，出书的目的是什么?如果你有一段美好且伤感的回忆，你愿意放在心里，还是拿出来和人分享呢?

　　2004年他离世一周年时对我比较特别，我把心里想对哥哥说的话写成了一首歌词，找人谱了曲，叫《烟花烫》，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怀念：“是谁那么慌/剪破四月的时光……因为要做一个有心的人会注定悲伤/但信无苦无痛在他方/延续你的辉煌/因为爱过共同度过的人才终生难忘/当风再起时/陪你再唱……”

　　他走后每年的4月1日，对关爱哥哥的歌迷、影迷来说，都是一个纪念日，天星娱乐作为他的经纪公司，都会举办一系列纪念他的活动。今年是张国荣离世10周年，我们会在3月31日和4月1日连续两天举办“继续宠爱·十年”音乐会，请来哥哥的好友聚首红馆，献唱哥哥的经典金曲，分享他的生前点滴。还有一件事，在我心中已经放了10年了，这件事2003年4月1日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一直想把它讲出来，但我没想好怎么去表达。到3月31日一开场，我就会把这件事跟大家讲，这也是张国荣留给大家的最后一个讯息。

　　三联生活周刊：你觉得香港还会再出现一个像张国荣一样的巨星吗?

　　陈淑芬：要看你说的是哪一方面啦，我不会把一个艺人跟另外一个人来比较。但张国荣，我觉得是“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”的，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。即使在任何环境下，都很难再找到张国荣这样的一个传奇。